“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人所共知的名言，典出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但少人所知的是，这句话的背后，昭示了司马迁内心的无比屈辱和无比坚忍。如果没有读过《报任安书》，也许就无法真正理解司马迁和《史记》的伟大。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好友任安的一封回信。身陷囹圄的任安，来信请求司马迁利用当朝中书令的身份，“推贤进士”，救救自己。
司马迁收到任安的来信已有时日，迟迟未做回复。今次不得不回复之时，怀着深深的歉疚，自称像牛马一样替人奔走的仆役，谦卑地一拜再拜，希望好友能看见自己心中深埋的创痛，能听懂自己心中无奈的倾诉，不要责备自己。
此时的司马迁，担任汉武帝朝廷的中书谒者令。中书令虽然经常行走在皇帝的左右，但汉武帝年间的中书令皆为宦官担任，身份卑微。而司马迁正是因为无心犯了上意，被汉武帝施以宫刑，被剥夺了男人的尊严，被逐出了士大夫的行列。
无论是在朝堂之上的官场，还是在司马迁高傲的内心，宦官都低人一等，没有资格向皇帝“推贤进士”。司马迁在信中说：“孔子见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乘一辆车子出行，感到羞耻，愤而离开卫国去了陈国；商鞅靠宦官景监的推荐而被秦孝公召见，赵良因而感到痛彻心扉；宦官赵同子陪坐在汉文帝旁边，袁丝为之脸色大变。自古以来，宦官都是遭人鄙视的。即便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庸人，一旦关联到宦官，没有不感到屈辱的，更何况一个慷慨刚强的志士呢？如今朝廷虽然需要人才，但怎么会让我这样一个受过宫刑的人，来给官府推荐天下的豪杰英才呢？”
“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这句话，是司马迁说给任安的，也是说给自己的。司马迁为何会被汉武帝施以残酷的宫刑？皆因司马迁不会察言观色，讲了汉武帝不爱听的话！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名将李广之后李陵，拒绝为出击匈奴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却自告奋勇，要率领五千步兵深入敌后，意图奇袭匈奴单于的王庭。汉武帝看李陵勇气有加，就批准了他的请求。然而，李陵行至中途，即被匈奴单于的举国之兵团团围困，血战十余日，杀敌过万，苦等援兵不到，最终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李陵兵败降敌。
接到李陵投降的战报后，汉武帝雷霆震怒，在一班文武群起声讨李凌的时候，司马迁却出班奏曰：“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并当庭分析说，李陵投降也许只是权宜之计，假意降敌，待机再图报效大汉。
司马迁这样讲，也许是在按自己的经验客观评判，也许是因为一介书生的迂腐憨直，但在盛怒之中的汉武帝看来，这样的言语，简直就是在指责妻兄贰师将军李广利见死不救，简直是在明目张胆为叛徒李陵的投敌行为开脱罪责，当即就以“诬罔”治下了司马迁的罪名。诬罔之罪，是汉朝的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
因言获罪，绝非司马迁的意料之事。司马迁在信中向任安诉说，自己和李陵只是曾经共事的同僚，既非无话不谈的挚友，也非推杯换盏的酒友，只是话到嘴边，脱口而出，本意是“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只想着给皇上宽宽心，并无私情他意。
在汉朝，按律当斩的死罪，也是有门道化险为夷的，一是以钱财赎罪买命，不但能活命，而且能免受皮肉之苦，二是选择鲜血淋漓的腐刑（宫刑），能否大难不死，还需看天意造化。然而，摆着司马迁面前的，只有接受腐刑的一条宿命，因为司马迁自知“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
依司马迁信中所言，虽然祖上两代为官，但并不是什么高贵的官职，其父祖二人均职掌“文史星历”，太史令的地位类似卜官巫祝，是供皇上取乐并当作倡优来畜养的下人，也被世俗所轻视。皇上诛杀这样的人，就像从九牛的身上拔掉一根细毛，如同踩死个蝼蚁，世人不会拿他的死与高尚的殉节相比，反而只会认为伏诛之人罪大恶极，该死。
司马迁想让任安知道，他不想死，更不能死，他不愿像鸿毛那样随风飘逝，原因不是他怕死，而是还有父亲的嘱托，还有未竟的事业，他得著书立说，得让华彩的文章遗立于世。为此，他不得不选择了腐刑，选择了屈辱地苟活于世。他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选择苟活于世，司马迁的身心都忍受着无以名状的痛楚，他写道：“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司马迁用了十个层层递进的排比句，历数累累屈辱的深重，在其身上，已无所不用其极。司马迁的手在颤抖，眼在流泪，心在滴血。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关键时刻，这些先贤圣哲的语录给司马迁鼓起了活下去的勇气，要坚忍勇毅地活下去，而不是苟活。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先贤圣哲们留下的绝不只是哲理名言，而是树立了励志的榜样，司马迁深悟其中的渊薮。相比之下，司马迁很清楚，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宦官，遭此磨难，就意志消沉折了使命，不再进取，我这被世间诽谤和议论、被街巷羞辱和耻笑的人，还有何面目再到祖坟上去祭扫呢？
十岁时，父亲就一遍遍手把手地教他诵读《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典籍名著；二十岁时，父亲就鼓励他壮游天下，搜寻著书立说的素材；临终之时，父亲拉着他的手，流着泪叮嘱：“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他则趴在父亲身旁，也流着泪发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
父亲对自己的谆谆教诲和殷殷嘱托都历历在目，自己信誓旦旦的承诺也还言犹在耳。想到这些，肝肠寸断的司马迁渐渐平静了下来。
平静下来的司马迁，如释重负，摆脱了“肠一日而九回”的哀痛，不问旁事，潜心研读著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终于完成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的《史记》。他告诉任安：“我已真正完成了这部书，打算把它藏进名山，将来传给可传的人，能让它走进人间，就可抵偿我以前所受的全部屈辱，即便是再遭受千次万次的屈辱，我也不会后悔了！”
可惜的是，在有生之年，司马迁未能看到这部书被人们争相传阅。
可喜的是，司马迁的在天之灵，应该看到了这部书对中华文明的发扬光大。政通人和之时，他的外孙杨恽将这部书呈给了汉宣帝，这部书得以流传开来。
可贵的是，从此，这本书不仅“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而且被绵延不断地传颂了两千多年，成为中华二十四史之首，成为“凡属学人，必须一读”的史学典范和文学丰碑，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他也被后世公认为“史界太祖”。
司马迁用他屈辱的遭遇，用他坚忍的品格，用他勇毅的精神，用他瑰硕的作品，诠释了一个人死而“重于泰山”的风骨和情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