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罗思义（John Ross)]
中国将2025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为5%左右。笔者稍早前的文章《能否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有一个关键事实中国无法回避》，对确保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以及实现这一目标对中国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但另一个重要经济体——美国，对中国能否实现2025年经济增长目标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特朗普将提高美国经济增速、减缓中国经济增速作为其明确目标。鉴于美国对中国实施关税、制裁和其他措施，中美经济对比表现就成为分析中国面对的地缘政治和局势的一个主要因素。
因此，本文及后续文章，将对决定美国下一阶段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因素，及其对相互关联的地缘政治和美国内政的影响，进行精准分析。正如下文所示， 这反过来又说明，二进宫后的特朗普可腾挪的范围有限。
特朗普习惯性地吹嘘自己的经济记录。例如，在2024年总统竞选集会上，他一再声称，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美国经济达到“史上最强”。事实上，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美国经济增速是二战后美国历任总统中最慢的（见图1）。
图1
严谨的西方分析人士并不相信特朗普的这些说法以及类似谬论。例如，英国《金融时报》美国事务编辑爱德华·卢斯就特朗普最近在国会的演讲写道：
“这是新奥尔良的狂欢节。但是，没有任何游行能与唐纳德·特朗普周二晚上在国会演讲引发的狂欢相媲美……人们几乎可以听到仅存的部分事实核查人员啪地合上笔记本电脑的声音……将特朗普的演讲与其前任的任何演讲进行比较都是徒劳的……特朗普的演讲如同一场充满夸张承诺的狂热梦境。他承诺要以以色列的‘铁穹顶’为模型，用‘金穹顶’覆盖美国，这将耗尽诺克斯堡的每一根金条。几分钟前，特朗普还承诺要平衡联邦预算。他‘无论如何’要拿下格陵兰岛的承诺是威胁还是幻想？巴拿马运河也是如此……当历史学家回顾2025年3月4日时，他的演讲可能只会被当作一个脚注。”
部分中国媒体在讨论特朗普的总统任职时，也经常主要集中在对他的主观意图的猜测上，或者他在第二任期内希望实现的目标，或者认为特朗普采取的一些短期表面措施，可能会大幅提高美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但正如下文所示，这完全不正确。
在评估特朗普实际可行的选择时，这两种方法都无济于事：这些选择并非由特朗普的意愿或其不切实际的宣传主张所决定，而主要取决于美国政治/地缘政治和美国经济的客观形势，以及其中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
对美国经济所面临的客观形势展开分析，反过来需要对影响美国经济的最重要因素，及其对美国内政和地缘政治产生的后果进行尽可能精准的量化分析。在此强调“系统性”和“准确性”的原因在于，任何仅聚焦特朗普某一项政策的分析均未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所带来的后果：如同所有经济体一样，美国经济本身构成一个互为关联的整体。因此，美国经济某一方面的任何变化因此都会对其他方面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准确地说，这反过来需要从量化角度研究美国GDP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为此，笔者在下文中提供了大量关于美国经济形势的精确量化数据——但这样做很有必要。美国经济形势及其地缘政治影响，是影响包括中国乃至世界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有必要尽可能详尽、精准地分析推动这一进程的根本力量——就关乎美国经济形势的这类严肃事件而言，任何方向的夸大或错误，无论是'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都无益且具有潜在危险性。在经济领域，“实事求是”需要的是精确数据而非模糊笼统的概括。
为对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进行分析，本文将分为四个问题来论述。
（1）美国经济的实际状况究竟如何？它给特朗普内政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又由此产生了哪些地缘政治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的影响）？
（2）大幅提高美国经济增长率，需要采取哪些真正的步骤？
（3）特朗普所选择的政策会带来什么经济后果？甚至这些政策能否显著提高美国经济增速？
（4）特朗普所选择的经济手段会带来哪些政治和地缘政治影响？
本文将对前两个问题展开论述，本系列第二篇文章则将对另外两个问题展开分析。
一、特朗普面临的美国当前经济形势
从特朗普面临的美国当前经济形势开始，准确了解美国经济的实际增长轨迹至关重要。首先以2024年经济成绩单为例，美国经济同比增长2.8%，而中国经济同比增长5.0%——中国经济增速比美国快80%。
仅这一数据就清楚地表明，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许多西方媒体仅仅充当了宣传工具，而不是进行客观报道。像《经济学人》所宣称的“美国正在将其同行远远甩在身后”，或者《华尔街日报》称“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说法，要么是蓄意的谎言，要么是不实宣传，要么是未对事实进行调查。无论这些说法问世的初衷是什么，它们纯粹是误导性的。因此，时不时为类似不准确的说法充当搬运工的某些中国媒体相当可耻。
1.1 2025年中国对美国的增长领先优势可能会有所扩大
上文提及“上一阶段”的原因是，目前美国媒体上的很多讨论都聚焦于美国经济可能出现大幅放缓的情况。例如，美联储亚特兰大分行根据最新的“GDP Now” 模型预测，2025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将收缩2.4%。
无论2025年美国经济是真正陷入收缩，还是仅仅按照其长期增长率和当前趋势呈现增速放缓（如下原因所示，当前趋势并未表明为何会出现严重衰退），这对于我们当前分析美国经济中长期增长趋势并无实质影响。
但实际情况是，2023年和2024年，美国增长率分别为2.9%和2.8%，高于其长期平均增速（略高于2%）。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在2025年实现“5.0%左右”的增长目标，那么中国较美国的增长领先优势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扩大——具体程度取决于美国经济放缓的严重程度。这将令国际社会在心理上对这两个经济体的看法产生一些重大影响。因此，向国际社会解释这种情况很重要——无需夸大其词，只需客观陈述事实。
但是，正如下面分析所表明的那样，特朗普试图提高美国中长期增速的努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与一系列其他国家的冲突，并且还会引发美国内部矛盾。
关于更广泛的国际比较，拙文《能否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有一个关键事实中国无法回避》对2024年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经济表现进行了详细分析。因此，这里仅就美国所面临的世界经济形势这一最重要的事实进行分析总结。
图2呈现的是2024年主要经济中心GDP增长表现比较。中国（5.0%）、美国（2.8%）和日本（0.1）的GDP数据是实际增速，而欧盟（1.1%）的GDP数据，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前三季度结果做出的预测增速。根据这些数据，2024年中国GDP增长率比美国高80%，是欧盟的4.5倍，是日本的50倍。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其经济增速是欧盟的2.5倍，是日本的28倍，但仅为中国的56%。因此，美国面临的客观形势是，其经济增速远远高于其主要资本主义竞争对手欧盟和日本，但远低于中国——正是由于这个明显的原因，特朗普政府会把施政重点聚焦在中国身上 。
图2
为了更清晰地判断趋势，有必要就疫情前整个时期主要经济中心的经济增长表现进行分析，因为这样能消除新冠疫情封锁期间以及之后复苏阶段的短期波动影响。如图3所示，自2019年以来的五年里，中国经济增长26.2%，美国经济增长12.5%。也就是说，自疫情爆发以来，美国经济仅增长48%，不到中国的一半。
这再次证明，为缩小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差距，特朗普政府必须实现以下两个目标中的一个或两个。
（1）美国必须减缓中国经济增速。
（2） 美国必须提高发展本国经济增速。
以第一个目标——美国试图减缓中国经济增速为例，美国可用的手段在《能否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有一个关键事实中国无法回避》中有详细分析。如该文和下文提到的原因所示，要大幅减缓中国经济增速，美国必须确保中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大幅下降。
但是，与之前使用这种方法迫使经济和军事上从属于美国的竞争对手——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减缓增速不同，美国无法强迫中国采取这种做法。相反，美国只能试图说服中国自愿降低投资占GDP经重，进而选择经济自杀，而用来说服它的手段则是关于消费的经济谬论，正如前一篇文章所讨论的那样。
由于美国可能用来减缓中国经济增速的最严重手段这一问题已在上一篇文章中进行了详细分析，在此不再赘述。本文仅讨论特朗普试图提高美国经济增速所涉及的诸多问题 。
也就是说，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是，特朗普是否能通过提高美国经济增速来缩小中国相对于美国在经济增长方面的领先优势？
图3
1.2 特朗普首个任期，糟糕的经济表现引发一系列地缘政治危机
本节谈谈美国这些经济增长数据对其内政的影响，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原因，以及特朗普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从GDP总量和人均GDP角度分析美国经济趋势是很有启发性的——因为人均GDP与生活水平的关系比GDP总量更为密切。
因此，图4为大家呈现的是二战后美国人均GDP长期增长趋势。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的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70年以来美国GDP年均增速不断下降——从1953年的4.9%降至1969年的2.8%、2002年的2.4%，到2024年则仅为1.3%。最后一个数字非常低，实际上已濒临停滞。
如此缓慢的人均GDP增速必然会加剧美国的社会和政治不满与动荡。这种情况已然发生，在特朗普首个任期、拜登执政期间以及导致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的过程中，美国的政治对抗愈发激烈——其表现包括美国两党之间的言语交锋愈发激烈、2021年1月6日特朗普的支持者暴力冲击国会、拜登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总统选举前特朗普受到刑事指控、特朗普赦免大量参与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骚乱的参与者、特朗普重返白宫后迅速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整个政府部门等等。
除非能够扭转美国当前缓慢的人均GDP增长态势，否则就不可能稳定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这反过来会产生重大的地缘政治连锁反应，而这将会影响中国。
图4
1.3 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不是他表现有多好，全靠拜登衬托
更重要的是，要了解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形势，就要看美国人均GDP增长是否只为提高美国老百姓生活水平创造了可能性。这是否真的发生取决于GDP增长如何分配。
数据显示，即便近期美国人均GDP有所缓慢增长，这些好处也没有惠及美国老百姓——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很容易解释为什么民主党会输掉选举，以及为什么这是可以提前预见的。在拜登执政期间的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的最新工资数据显示，美国人均GDP增长10.9%，但扣除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工资比拜登/哈里斯上任时还要低（见图5）。也就是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美国工薪阶层在拜登任期内过得更糟了。
图5
事实表明，拜登政府将财富从工人（美国大部分人口））手中重新分配给了资本家。图6显示，在拜登执政期间，从2021年1月至2024年第3季度，标普500指数上涨55.7%，通货膨胀率为21.0%，但美国名义周薪中位数仅上涨20.4%。
也就是说，资本家在扣除了通胀调整后的收益大幅增加，而工薪阶层（美国大部分人口）的情况变得更糟，与此同时，那些能够靠资本收入生活的人（美国一小部分人口）情况变得更好。因此，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此，拜登执政期间的轨迹也表明，如果特朗普反过来不能提高美国生活水平，他可能会重蹈拜登覆辙。社会紧张局势将再次加剧，特朗普会变得不受欢迎。因此，有必要指出的是，特朗普在2月底的民意支持率为45%，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在任期间最低的，仅次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42% —— 自二战以来美国总统在任期间第一季度后的历史平均支持率为61%。截至2月16日，反对特朗普的人比例为51%，已经高于持支持意见的45%。
图6
1.4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在经济上遭遇失败
特朗普声称，他的第一个任期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如上文的数据所示，他的说法与事实完全相反。如图1的数据所示，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GDP年均增速为1.8%，是二战后历任总统中最低的。
特朗普可能会声称这是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这确实是一个因素，但事实上，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并没有大幅提高经济增速的记录。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的经济缓慢增长（加上2020年5月乔治·弗洛伊德因种族主义谋杀而引发声势浩大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显然是他在2020年总统大选失败的重要因素。
因此，特朗普首个任期内以及拜登任期内美国经济增长极为缓慢的后果，印证了这种状况对社会和政治的破坏性影响，以及美国相当一部分人口生活水平下降。除非这一趋势能够逆转，美国经济增长加快，否则美国的社会政治局势将持续紧张，特朗普政府也将变得不受欢迎。因此，如果不了解这一实际情况，反而相信特朗普的自我吹嘘或专注于猜测他的主观意图，就会导致对美国内政形势的误读。
因此，无论是出于经济原因还是政治原因，特朗普执政期间的决定性问题在于其能否提高美国经济增速。分析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条件便构成了本系列其余文章的主题 。
1.5 美国GDP年均增速已经持续下降近60年
要初步评估提高美国经济增速的难易程度，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影响，就有必要将美国长期增长率考虑在内：这些增长率反映影响形势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因素有时会被纯粹的短期波动所掩盖。如图7所示，美国GDP年均增速已经持续下降近60年。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均增速从1969年的4.4%降至2024年的2.1%——下降幅度超过了一半。
显然，持续了近60年的经济放缓过程有着极其强大的根源。因此，只有特朗普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扭转美国经济持续大幅放缓。
图7
二、 提高美国经济增速需要什么条件？
2.1影响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要确定哪些政策是提高美国经济增速所必需的，就有必要分析美国经济结构变化与美国GDP增长率变化之间的潜在关系。表1呈现的是上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2007-2019年美国GDP构成要素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从统计数据来看，为了避免短期经济波动造成的失真，最好考虑整个经济周期。但为避免“摘樱桃现象”，附录1呈现的是从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到2024年整个期间的这些相关性。该附录表明，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经济结构变化的相对重要性。
表1显现了一个清晰明了的模式。
表1
如果仅考虑短期（比如一年），美国GDP构成要素与其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属于中低水平，无论考虑的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也就是说，美国GDP特定构成要素占比上升与GDP增长加快或放缓之间的关联不大。以一年为周期，固定资本形成净额的最高相关性为0.53，属于中等水平。所有其他一年期的相关性，无论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都在极低的0.08到中低的0.47之间。
但是，随着时间跨度延长，相关性逐渐增强。从正相关性来看，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是美国GDP构成要素中最高的。一年期的相关性为0.53，五年期时升至0.71，而在12年期时则高达0.85。就负相关性而言，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出口占GDP比重、进口占GDP比重和总消费占GDP比重的12年相关性都很高，介于0.77到0.85之间。
这样的数据模式表明，在短期内，没有任何单一GDP构成要素对美国GDP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但从中长期来看，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的正相关性极高。也就是说，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与此截然相反的是，美国消费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极强的负相关性。也就是说，美国消费占GDP比重越高，GDP增长就越慢。
就当前目的而言，没有必要论述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因果联系，即究竟是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决定GDP增长率，还是GDP增长率决定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亦或是其他因素同时决定这两者。但这种极为紧密的相关性所带来的结果是，若不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就不可能提高美国GDP增速。
因此，特朗普要想在提高美国中长期增速方面取得成效就别无选择，只能试图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美国GDP比重。
2.2 短期、中期和长期：特朗普提高美国经济增速的政策选择
为更直观地展现这一情况并令大家了解其现实意义，图8呈现的是按照不同年份移动平均线计算的美国GDP构成要素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可以看出，按1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美国GDP构成要素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为0.53，属于中等水平；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也较低，为0.39；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与总消费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分别为-0.35和-0.47。
这再次印证了前文所述，即在短期阶段，没有任何单一GDP构成要素对美国GDP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但是，随着时间框架从短期向中长期延伸，各要素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逐渐增强。
以5年为例，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的正相关性较高， 为0.71；总消费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性较高，为0.68。
就长期（12年）而言，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的正相关性极高，为0.85；总消费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的负相关性也极高，为0. 83。
这些相关性的实际意义显而易见。就短期而言，特朗普可通过其他因素（如预算赤字、短期刺激消费）提高美国GDP增速；但就中长期而言，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其他美国总统，唯有提高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才能提高GDP增速。同样，尽管短期刺激消费可能提高GDP增速，但中长期内提高消费占GDP比重反而会减缓GDP增速。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相关性也适用于美国与中国和所有大型经济体，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数据请见拙文《从210个经济体大数据中，我们发现了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密码》。1
图8
2.3 美国GDP构成要素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符合经济理论
美国经济中的这些事实关系完全符合经济理论。消费和投资加起来必然占国内经济的100%，投资是生产投入，因此提高投资占经济比重将提高GDP增速。但是，根据定义，消费不是生产投入，因此提高消费占GDP比重，将降低生产投入占比，进而减缓GDP增速。
图9呈现的涵盖自1960年以来美国经济发展的整个时期（64年）的数据证明，时间跨度更长的情况下，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的相关性极强，为0.87。
图9
因此，就特朗普的实际政策而言，即使在短短一年内，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已经存在显著（尽管是中等程度）的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并未高到足以主导整体情况。也就是说，短期内，特朗普至少在理论上可以通过其他措施（而非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来提高美国GDP增速。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这种极高的相关性意味着这是不可能的——美国只能通过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来提高其GDP增速。
但是，实际上，短期内不足以扭转美国经济增速远低于中国这种局面所带来的影响——这只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扭转。因此，若要提高美国经济增速，使其具备与中国竞争的能力，特朗普及之后的美国总统唯有通过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一客观现实严格决定了特朗普所面临的政策选择。
2.4 消费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极强的负相关性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中国媒体对消费的讨论存在误读。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美国消费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极强的负相关性。也就是说，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按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消费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的负相关性高达0.89（见图10）。这种负相关性也适用于中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有关这方面的综合数据请见拙文《从210个经济体大数据中，我们发现了误解促消费对经济的危害》。
因此，美国消费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性证明，区分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增长率极其重要。二者本质差异显著，而且背向而行。也就是说，在美国与中国均呈现同一规律——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速就越慢，进而生活水平增速也越慢。
图10
最后，为全面了解情况，有必要指出的是，如上文所述，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也适用于其他大型经济体——所有这些经济体的发展模式有着共通之处。
为便于大家对此有直观的认识，图11呈现的是2007-2019年上一整个经济周期，世界前10大经济体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选择对整个经济周期进行分析，是为了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值得注意提，尽管新冠疫情造成了波动，但将数据扩展到最新可用数据对相关性没有本质影响）。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世界前10大经济体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近乎完美的相关性，为0.95。
图11
到目前为止，为便于大家准确了解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上文采用国民经济帐户数据对美国GDP构成要素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而选择先采用国民经济帐户数据进行分析的原因在于，国民经济账户数据在经济学领域被普遍采用。但是，运用增长核算法（资本、劳动力及全要素生产率）数据有利于从互补角度分析美国经济。正如下文所示，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一致，这进一步印证了何谓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图12呈现的是2007-2019年上一整个经济周期资本投入（资本服务）增长，与美国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数据显示，两者间存在近乎完美的相关性，为0.95，R平方值则为0.90。
图12
作为对比，图13呈现的是劳动力投入增长与美国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如图所示，两者间的相关性为0.51，处于中低水平，R平方值则为0.26。
图13
图14呈现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美国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数据显示，两者间的相关性为0.60，处于适度水平，R平方值则为0.40。
图14
总之，资本投入与美国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极高的、近乎完美的正相关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美国GDP增长率之间的正相关性属于中等水平，而劳动力投入与美国GDP增长率的相关性则属于中低水平。
采用增长核算法发现，资本投入与美国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极高的相关性，这与基于《国民账户》数据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
2.5 资本投入对美国GDP增长贡献最大
到目前为止，仅分析了美国生产投入要素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仅凭此并不足以了解何谓影响美国GDP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尽管某一生产投入要素可能与美国GDP增长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但若该要素在美国生产结构中占比很小，则其对GDP增长不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因此，要准确了解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还需了解各投入要素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图15呈现的是各投入要素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资本投入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最大（58%），其次为劳动力投入（33%），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则微乎其微（仅为9%）。
因此，简而言之，美国各生产要素对GDP增长的重要性可总结如下：
资本投入主导美国GDP增长，其贡献率最高，且与GDP增长率的相关性最为密切。
劳动力投入虽是美国经济增长的第二大来源（其贡献率约为资本投入的半数略高），但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仅处于中低水平。
全要素生产率与美国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处于中等水平，但其贡献率微乎其微（仅占9%）。
综上所述，增长和算法数据印证了国民经济账户数据的结论：资本投入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图15
结语
总之，让我们再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特朗普能否缩小中美经济增长差距？如果特朗普不能如《能否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有一个关键事实中国无法回避》所分析的大幅减缓中国经济增速，那么应正视如下现实：
2025年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经济短期内可能会出现一些放缓。
更根本的是，特朗普提高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唯一途径是提高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
本文之所以对美国经济形势进行如此精确的量化分析，根本原因在于揭示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现实：特朗普唯有通过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才能显著提高美国经济增速——这一路径选择将引发深远的连锁效应。这意味着，如果美国无法有效减缓中国经济增速，则缩小中美增长差距的唯一方法便是提高本国固定投资水平。因此，特朗普政府试图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的形式将决定美国经济走向，这对美国内政和地缘政治将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它将影响到中国。
关于这方面的分析将成为本系列第二篇文章的主题。
附录——数据统计说明
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无需阅读本附录。之所以设置此技术附录，是因为“如果不提高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就不可能提高美国GDP增长率”这一结论所带来的影响非常深远。此外，加入本附录是为了表明笔者没有对数据进行选择性筛选。
从统计学角度来看，由于美国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除了长期潜在增长率外，还存在经济周期，因此要对趋势进行准确分析，计算的数据最好涵盖整个经济周期——或者从一个经济周期的某个点到另一个经济周期的相同点进行比较（例如将一个周期的峰值到另一个周期的峰值，或者一个周期的谷底到另一个周期的谷底进行比较）。否则，周期性波动将掩盖基本趋势，甚至导致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
例如，如果将1933年（大萧条谷底）至1937年（二战前最后一个经济周期峰值）GDP增长进行比较，那么在此期间美国GDP年均增速将达到9.4%。这样一来，20世纪30年代可能看起来像是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其根源在于该方法忽略了1929-1933年美国GDP暴跌26%的事实。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并不是将经济周期的两个峰值进行比较，而是将谷底和峰值进行比较。
鉴于此，本文选取2007-2019年整个美国经济周期作为重点分析的时间段。但是，为避免产生选择2019年作为截止日期是为了不更新数据这种印象，表2的时间跨度从2007年到有最新可用数据可查的2024年。可以看出，这对趋势的定性分析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
就一年而言，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为0.50，处于中等水平；就5年而言，这种相关性为0.73，处于较高水平；就12年而言，这种相关性为0.85，处于极高水平—— 这是迄今为止美国GDP构成要素与GDP增长率之间最高的正相关性。
这印证了一个事实：从短期来看，没有任何一个GDP构成要素与美国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极高的相关性；但从中长期来看，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美国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的相关性如此密切，以至于如果不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就不可能提高美国GDP增速，而降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将减缓GDP增速。
但是，如果时间跨度非常大，例如图9所涵盖的1960-2024年，那么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将存在极强的相关性，而这种相关性通常不会再受到比较经济周期类似时间段的影响。
因此，结论显而易见。在实践中，如果不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那么美国就无法突破目前较低的GDP年均增速——略高于2%。或者，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如果美国不能在减缓中国经济增速方面取得成效，那么美国只能通过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来缩小中国的增长领先优势。
表2
注释
1. 唯一的例外是一些以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为主的相对较少的经济体，但这与美国或中国都无关，因为两国都不以石油/天然气出口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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