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李悝是孔子的弟子“子夏”的学生。
李悝(lǐ kuī)，河南人， 公元前455年—公元前395年，活了60岁，他是战国时的法家代表。这一切似乎像极巧合，李悝死时的那年，另一位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正好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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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悝活跃在魏文侯时期，任魏相一职（后任田文），他得魏文侯授权，主持变法。
对照魏文侯生卒：公元前472年-公元前396年。我们发现魏文侯死后才一年，李悝也去世了，不免回想后来的吴起和商鞅变法，乃至后面我们也会提到的申不害变法等。
这些种种，似乎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运动，冥冥之中，从一开始就将君王和变法人的命息相连，基本都重复着相似的规律：支持者一死，变法人的事业就逐渐走向衰弱。
在秦国变法的商鞅，靠山秦孝公一死，继位的秦惠王嬴驷对他并不感冒，商鞅混不下去，最终落了个车裂、诛全族的结局。又如我们前几章提的吴起变法，同样在楚悼王死后，吴起失去保护盾，同年就被权贵射杀。
这些相似，也间接反映那个时期变法想要成功，是件极难且需要极大勇气的事，把握不好尺度往往适得其反，不论成功与否，他们的勇气至少是可嘉的，但真正过程却是一场艰难的持久战，得不到外界支持，最终都只能走向牺牲。
读史使人明智，古往今来，以史为鉴的事不在少数。
纵观读过的历史故事，我们发现，古人的行事方式，无不诠释着一个必定规律：相同作法在不同历史环境下交给不同的人去实行，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所以很多时候，选择时机才是最关键的。为何李悝变法成功了？商鞅变法成功了？吴起却失败了？不可否认，商鞅一定程度借鉴了李悝和吴起变法。
但更多归因于秦国当时的国情，赋予了他成熟的变法条件。吴起变法的楚国稍有些不同，或者说变法条件更难成熟，楚国内部集团、权贵阶层势力关系的复杂化，他们所执观念的根深蒂固，都给吴起变法增加了难度，所以，很不幸，吴起变法的时机选的不佳，当然这也不是他个人能够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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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悝变法能成功，很大原因在于他考虑到国情民生。
1. 废除井田制：重视农业发展，将土地交易合法化，制定合理税收，根据不同田地的粮产，设定不同级的税收，这和我们今天的所得税有点相似，分层级；魏国百姓们得知后，觉得李悝这事儿干的人性化，如此一来，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干起活更有劲，自然就推动了魏国经济的发展。
2. 军队考核法：对士兵进行定期考核，奖励一些表现优良的士兵，有点像现在的企业绩效管理；另外，他还因材施教，对有不同特长的士兵进行划分，扬长避短，激发他们的长处，提高军队整体的战斗力，有点像精英培训。
3. 废封建世袭：他主张取消旧权贵的“世禄制”，将所省经费投资给教育行业，为国家选拔更多的精英人才。
除此之外，李悝变法还具有条文可依，他将各诸侯国的法令精华统一整合到一部书中，这部书叫《法经》，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遗憾的是这部法典目前已经失传，只留下了篇目。
李悝主张有法可依，依照国情制定切实可用的法令，使百姓们的私有财产权能够得到保障，和后来的吴起变法相比，最大的不同处在于李悝切实考虑到了民生问题，广大的民众基础才是最为坚实的力量，而商鞅变法也借鉴了这一点。
